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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深圳和香港都各有自己的歷史，但真正意義上的雙城故事，是從1979年開始的。當年4月，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允許廣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設立出口加工區。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設想。中央對此表示支持。關於如何命名這幾處實行特殊政策的地方，鄧小平一錘定音：「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所以，從陝甘寧的特區，到深圳等經濟特區，再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着一脈相承的理念。深圳與香港的關係，在成立經濟特區之前，由於政治環境和經濟體量懸殊，充其量只算是擁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之後才開始譜寫可堪稱道的雙城故事，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是深圳向香港抄作業的階段。深圳成立經濟特區，本身就是主動接受香港輻射的體現。當時，整個寶安縣才30萬人口，生產方式以農漁業為主，本地生產總值只有區區2.7億元人民幣。香港已經是一個擁有500萬人口、本地生產總值達288.62億美元的發達經濟體，無論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流行文化和精神氣質，都處於世界前列。著名藝人梅艷芳的形象設計師劉培基，曾在回憶錄裏這樣描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啊，那是一個華麗的年代！連高跟鞋的聲音都不一樣，那些人一舉一動都有派頭，那種風範你學不來。但比起財力，更加難以複製的是那種幾近天真的樂觀底氣。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風向標，始終指向香港。向香港學習體現在方方面面，一開始可以說是到了照抄照搬的地步，形象地說，只把繁體字翻譯成了簡體字。香港利用所擁有的歐美市場配額，為深圳帶來大量出口訂單。製造業大規模內遷，促進了深圳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迅速發展，助推本地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隨着產業和資金的引入，技術和管理也聯袂而至，重塑了深圳的商業文化和市場經濟秩序。與此同時，深圳及珠三角高速發展釋放出空前強勁的生產力和市場需求，使香港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遙想當年那大開大合、大進大出的火熱景象，總讓人激動不已。

二是深港雙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階段。這個階段從香港回歸祖國開始，持續20多年，充分體現了香港與內地城市在「一國兩制」之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巨大張力。1997年前後，深圳雖然在許多方面仍然是香港的小弟，但也已跨入GDP千億元俱樂部行列，在雙城關係中便增加了些底氣。一方面，香港繼續在投資興業、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城市管理等方面發揮着龍頭引領作用；另一方面，隨着國家實力迅速上升，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對香港的依賴逐漸降低，且在機制、人才、資本等方面越來越具有輻射力，香港相對於內地的優勢隨時間推移而有所減弱。

曾聽一位香港朋友說，依靠內地賺錢的優勢已被他們那一代人賺走了，現在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只靠「銷售身份」就可以躺贏。這種情緒與當年香港人的優越感形成巨大反差，樂觀進取開放包容被偏安一隅故步自封取代，分離主義開始滋生，社會矛盾愈演愈烈。這期間，有兩個時間點特別發人深思：2014年2月，深圳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展粵港澳灣區經濟的構想，香港卻在同年發生了非法「佔中」事件；2019年2月，深港雙城分別公布2018年GDP數據，深圳首次超越香港奪得大灣區之冠，同年香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修例風波」。

三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的階段。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推動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集中體現了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兩大國策的交會互動。深圳和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是大灣區三大極點之最。從綜合影響力看，「香港—深圳—廣州」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主軸，對周邊城市產生着廣泛的輻射作用。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深圳被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着手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香港則實現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破天荒地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表明主動接受深圳輻射。「北部都會區」總面積達300平方公里，當初深圳經濟特區也不過320平方公里。據權威人士講，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的建設正如火如荼展開，勢將形成西、中、東全面對接的戰略合作平台體系。香港聯通全世界，深圳服務整個內地，深圳與香港的合作應當放在中國與世界雙向開放的大格局中來規劃和考量。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深港之間從製造業合作到服務業合作，再到其他方面合作，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雙城故事。當我站在塘朗山頂極目閣裏鳥瞰深圳灣，只見海天之間，以深港西部通道著稱的深圳灣大橋穿雲破霧，踏浪御波，把遼闊的海灣變成了一片內陸湖。長橋一頭連着香港流浮山天水圍，一頭連着深圳大南山蛇口港，飄逸豪放，是否寓意着深港合作從羅湖橋時代進入了深圳灣大橋時代，從小河時代進入了大海時代！

千古滄桑入碧波  一橋飛渡出山阿

同心共築青雲路  不負雙城故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