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莫言首部詩集、書法集《三歌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磅推出。在上海龍美術館舉行的新書論壇上，莫言與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藝術家王振與策展人謝曉冬，圍繞「壯遊與長歌」，談起《三歌行》背後的創作經歷，以及詩書傳統在今天的價值。文墨齊舞，詩書共輝，懷抱壯志而遠遊的莫言，藉由古體詩詞和書法作品，向大眾展現出嶄新而遼闊的創作氣象。◆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從《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到後來的大量小說作品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再到諾獎後首部作品《晚熟的人》，提到莫言，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輝煌的小說成就。然而近幾年，莫言放緩了小說創作節奏，投入更多時間進行詩書創作。

《三歌行》收錄《黃河遊》、《東瀛長歌行》、《鯨海紅葉歌》三首長歌，詩書齊舞，文墨並舉。《黃河遊》是作者兩遊黃河有感，獻給母親河的長詩。詩歌從黃龍化河、大禹開龍門的上古神話寫到如今海陸交通的蔚然大觀，頌揚了黃河所蘊含的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也表達了世界大同的期盼。《東瀛長歌行》開篇概述了四遊東瀛的目的及所欣賞到的景色，並藉此引發感慨，在長歌中串起了自己的創作脈絡，展現了勢如破竹的氣勢。《鯨海紅葉歌》是在創作《東瀛長歌行》後繼續抒發感想，描寫了臨別時在十牛庵餞別的場景，彷彿潯陽江頭的送別。而後又仿《長恨歌》的形式，由實寫到虛，入水中見到海王以及青史留名的作家，醒來發現原是一場大夢。

2019年，莫言與藝術家王振赴日觀賞顏真卿行書《祭侄文稿》，感觸頗多，並創作長歌。自此，莫言行走大江南北，創作大量古體詩詞與書法作品，打開與古代先賢對話的大門。

新書論壇上，謝曉冬就分享了《三歌行》有趣的創作故事。一次旅行，參觀結束回到酒店，飯還沒吃，莫言老師突然說「詩來了」，友人王振趕緊備好筆墨紙硯，莫言隨手成文，一寫兩個小時，紙張鋪滿整個房間。

身為現代作家，在創作古典詩詞時如何能擁有如此豐沛的創作狀態，莫言表示：「俗言講，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古典詩詞講韻律，韻律就是語言的節奏感，起伏節奏，抑揚頓挫，這就有音韻之美。在我們大半生當中讀或者背了不少唐詩宋詞，腦子裏已經形成了對這種韻律天然的映射，或者內在的一種呼應。」莫言回憶，自己的確有過兩次「隨時坐下來寫詩」的經歷：一次在東京塔，提筆一瀉千里；一次在烤肉店，因為沒有可供謄寫的紙，而用防濺油的「紙兜兜」抄錄腦中的文思。才思泉湧、倚馬可待其實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狀態，即使是李白、杜甫滔滔不絕奔騰如大江大河的傳世之作，也都要下了苦功夫才能寫出來。

《三歌行》就是莫言的瞬時靈感與幾年來習作訓練融合的結晶。三首長詩的靈感都源自旅行，但後期都經過了漫長的思考與修改，如在山西壺口瀑布有感而發的《黃河遊》，也是多年後才創作完成、致敬母親河的長詩，談人生、訴情懷，從借神話人物到談及現實，看似寫黃河，實則是藉此論天地與滄海，莫言更是在最後發出「兩遊黃河思緒萬千不吐不快」的感慨。

用變化的語言記錄長歌

談到用白話體記錄長歌，莫言說道：「這種歌行體就是用白話體寫成的，包含大白話甚至俗語、諺語。像白居易的《長恨歌》也是當時的大白話，我們今天讀起來之所以有一些障礙，是因為時代發展了，語言在變化。如果你還是頑強地非要使用古人詞彙，寫出來就不具備時代氣息，跟當代生活完全脫節了。所以不管用什麼樣的體裁，用格律詩還是自由詩，第一要表現當下，第二要使用我們最擅長的、多數人一看就懂的詞彙，這樣儘管是舊的形式，詞彙還是新的。」

莫言之前曾提及，他正在由小說家向傳統文人轉變。這次《三歌行》出版，他再次談起這樣的轉變。在他看來，與魯迅那一代學貫中西的文人所不同的是，當代人在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方面的積累是相當欠缺的；即便是當下的大學生，如果學的不是古典文學專業，也有很多空白。「我們只能通過勤奮學習來補上這一課。我到了這個年齡，如果想在創作上有變化，有新的起色，轉變也許是一條途徑。」

莫言戲稱學習格律的樂趣在於，能夠從前人的作品裏邊挑出毛病。「比如說你喜歡順口溜，但如果你寫了七言八句、七言四句，人家就要按照七律和七絕的要求來衡量你。對我而言，寫舊體詩詞，實際上就是戴着鐐銬跳舞，在現實當中發揮你的才華。如果你積累的詞彙足夠多，在選擇詞語時，既能符合平仄，又能表達你要表達的意思，又能夠描述你要表現的事物。這就需要大量知識的積累、詞彙的積累、語言運用技術上的積累。通過這樣的學習，我確實感覺到彷彿是混沌當中看到了一線光明，回頭再來讀古人的詩詞，眼光不一樣，而且是帶着挑剔的眼光來讀。」

當被問及書法和寫詩的難易比較，「我覺得這兩個都很難，我可以一天寫10首詩。但『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樣的詩句可能我一輩子都寫不出來。因為這樣的佳句、這樣的詩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莫言說，「很多人寫了一輩子詩，比如乾隆皇帝，創作了四萬多首詩，但沒有一句留下來，他所有的詩在技術上都沒有瑕疵，符合平仄格律對仗，但沒有一句是創新的，全是陳詞濫調。像陸游的詩，有的並不完全符合格律，崔顥《黃鶴樓》也不完全符合基本要求，但大家都認為是好詩。所以要寫出一首好詩來，有時候很難。同樣，書法也是如此，立志寫出一個書法作品來，反而是寫不出來的。有時候別人讓我題寫書名，題寫他的齋號，我認真地寫，寫了一張又一張，第二天早上一看，還是第一張寫得最好，後邊寫的一個都看不上。」莫言由此聯想到郭沫若題寫「岳陽樓」三個大字的趣事。在毛主席指示下，郭沫若先生頂着巨大壓力，寫了一張又一張，終於選出兩張裝在一個信封裏面請主席判定。毛主席拿來看了看，覺得哪個都不好，卻發現信封上的字跡不錯。當郭沫若忘掉自己在為岳陽樓題字，反而發揮得最好。

向先賢致敬，也向民間學習

談到書法，莫言分享說，他臨摹過懷素、張旭的草書，去年還臨摹了蘇過《貽孫帖》。剛開始他的理解和個別朋友一樣，認為只要寫得快、寫得亂七八糟就是狂草。「當然現在我也慢慢地明白了，狂草是有章可循的，狂草不是亂寫，不是瞎寫，完全是在保持約定俗成的、規範的前提下的狂，你再怎麼狂，基本的字形別人要認識。不然就成了鬼畫符，成了一堆彈簧，一堆亂七八糟的符號。當然現在最前衛的藝術家，他們也認為線條本身就是美。我一幅書法作品讓外國人看，他哪能認識？我們的楷書都不認識，草書怎麼認識？但他也可以通過這種線條的交叉湧動、這種動態的感覺得到一種審美的愉悅。但我還是認為，作為一個發誓要向中國傳統學習的人，要寫好狂草，還是要掌握方法。」

莫言坦言臨摹古人詩詞，應該帶着感情：「比如說抄寫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旦對抄寫的內容非常理解，而且帶上情感，就會發揮出你書寫的創造性來。否則臨摹就會變成一種技術行為，是不值得提倡的。」原創詩詞也一樣，從草稿到定稿，是一個完整的創作過程。文本創作如果是帶有情感的，並體現在書寫過程當中，個性氣質就會非常立體地呈現出來。

「我是『半路出家』，50歲才開始拿起筆來練書法。寫了大半輩子鋼筆字的經驗和記憶已經難以去除，無非把鋼筆字放大成了毛筆字而已。剛開始不能掌握毛筆的特性、紙張與墨的關係，克服了這個階段就感覺得心應手。但是鋼筆字的習氣會影響我寫毛筆字的面貌，我很受困擾。若想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向古人學習，臨帖的過程就是用別人的規範努力地校正自己的習氣。這是臨碑帖的重要意義。」莫言更鼓勵年輕人能夠拿起毛筆寫作，「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書寫，重新按照舊有的詩詞格律來填寫詩詞，是向先賢和傳統致敬的一種方式，也是現代人理解古人的一個通道。」

莫言認為，除了向先賢致敬，也應當向民間學習，不僅指小說創作，詩人應當也實踐這一理念。在「行走的書法」創作歷程中，莫言與民間的情感聯繫也更加深刻，「這幾年我們也看了很多民間的寫作、書寫，我們在縣級博物館裏看到當地的一些名人，比如說歷史上的教書先生、老秀才，甚至一些賬房先生，這些人的書寫也是非常有趣味和創造力的，有的也被後世專業書法家所借鑒，變成了很多草書的原型。我這兩年每到一地，除了看大家作品，也會深入到博物館，觀摩歷史上的民間書寫。甚至會特別關注道路兩邊的小店招牌。有的是當地的書法家寫的，有的完全是小店主自己寫的，豐富地體現了他們的個性。」

關於書法創作的目標和夢想，莫言回答說：「我現在已經沒什麼野心了，我是生怕別人把我的字當書法的。因為我給自己找了一個很好的台階，我充其量是一個書法發燒友。這樣我寫得差一點，大家可以原諒。但是我目標定得很高，我定的目標是通過學習王羲之、顏真卿來練字的。目標很高，但是給自己定位很低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