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森

舊社會讀書人從小就先讀熟四書五經。二十世紀以降西學東漸，到了今天如我「潘老人家」這個年紀，還未讀完四書呢！《論語》、《大學》和《中庸》都算讀過一遍，但是沒有背熟。《孟子》則讀得甚少。年輕時覺得還是法家的論述靠譜，畢竟秦滅六國統一天下，較多用上「軍國主義」的一套。後來才意識到秦漢時代已是儒法合流，漢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儒家多用王道，法家多用霸道，漢宣帝的總結最為權威可靠。

子貢問「政」，那大概是問執政的重點。孔子答「足食」、「足兵」和「民信之」三大要素。然後子貢追問三者若不得已而去其一，該是什麼次序。孔子答是先去兵、再去食，理由是「民無信不立」（見《論語·顏淵》）。

子貢問得有點笨，就引得老師的答案成為不切實際的純理論探討了。「足食」和「足兵」都有程度深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全有」，也不能一下就「去」到「全無」。「民信」亦然。近世西方社會發展出量化的「民意測驗」（Opinion Polls），政府的支持度經常會影響到短期至中期的國策，甚至令到這些國家的行事左搖右擺、前後矛盾。

古往今來的「政論家」常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孔夫子這「足食足兵民信」的「三大堅持」，如果流於純口號，仍會變成「教條主義」。年輕時曾經信仰法家遠超過儒家，不過韓非有些說法還是「擇有利而取」。《韓非子·五蠹》說周文王「行仁義」，以百里之地起家，到他的兒子周武王就滅商而取天子之位；徐偃王（西周時期的諸侯）也「行仁義」，曾有五百里的領土，卻被荊文王舉兵滅之。由是得出「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的結論。

徐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主因明顯是「不足兵」！換成今天的說法，是沒有足夠的國防力量去保衛國家「良政善治」帶來的經濟成果。徐偃王行仁義，附近有三十六國諸侯割地而朝。看來徐偃王在「足食」和「民信之」這兩張考卷都得到優等成績。荊文王擔心徐國強大對己國不利，於是先發制人，搶先滅掉徐國。這食、兵、信三大法寶孰輕孰重，實在不可一概而論。要國家長治久安，絕不可「三缺一」。

這些年來，我們在香港較多接觸歐美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向來以為伊拉克薩達姆（Saddam Hussein，1937年-2006年）和利比亞卡達菲（Muammar Gaddafi，1942年-2011年）這兩位長期執政的國家領導人是什麼「獨裁者」、「狂人」。其實在二君亡國殞身之後，再去看他們主政期間的實際建樹，對於彼邦國民來說，何嘗不是「足食」和「民信之」？歐美列強長期誣衊中國政府薄待新疆的穆斯林，卻跑去阿拉伯世界殺人搶油，道理何在。還不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嗎？伊拉克和利比亞都是產油大國，領導人不順從西方定的「國際規則」，結果就成了二十一世紀的徐偃王了！

「足食」和「民信之」，是治國目標；「足兵」則是保護治國成果的必需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