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淑梅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何世柱先生沒有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主要怕自己為大會添煩添亂，「我的眼睛不好，旁邊沒有人照顧，我怕會跌倒，其實我見過主席多次，握過手，影過相好足夠了。回想當年中英雙方談及前途問題，我也見過鄧小平幾次，記得第一次他抽着香煙，開口說我一個月400元工資，你們最低也4,000元吧，所以我不能夠要你們跟這邊的社會主義，我們亦不想以資本主義生活，所以每人一個制度！當時並沒有講及年份，後來講到50年不變，他解釋其實也可以定100年、75年、25年，但是他覺得50年似乎比較適宜，到時未必一定要變回『一國一制』，大家認為制度好，可以繼續下去，其間有需要也可以作少許改變，好自由的，主要看當時香港人的感受，所以不應困死自己去了一半，我們國家又不着緊多一個與內地一樣的城市。」

「當年臨近回歸，所有立法局議員都受英方邀請可以取得英籍護照，我婉拒了，因為我受父親何耀光的影響，他在廣州出生，是中國籍，他在香港做了很多公益的事務，政府希望封他為太平紳士，但要父親入英籍，他拒絕了，說要繼續做中國人。當年我4歲，香港淪陷，日本政府要求父親的建築公司幫忙修建被炸毀的啟德機場跑道，他也拒絕了並且將公司關門，寧願不做生意。我的伯父何耀全先生是革命分子，被殺害，屍骨無存，後來父親在廣州捐了一間老人院，所在地以前是一所監獄，原來伯父曾被囚在那裏，在河邊被殺，更被推落河裏。後來政府製了一個銅像，我們每年都會回去拜祭。」

「1982年我接受新華社邀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因國家開放，希望多找一些熟悉營商和工商管理的人士去幫忙改善制度，我答應了，也忽然被稱為左仔了。最難忘1985年在我擔任立法局議員之前，親英人士好驚，驚我入去搗亂。當時李鵬飛、張鑑泉約我去見鍾士元爵士，他們很坦白問我你進來是否要搗亂呢？我說沒理由的，我是要和政府一起管理好香港，結果我們做了好朋友，更進入了他們的自由黨，也有愛國人士問為什麼不入民建聯？我說要入去統戰他們，讓他們知道國家的政策，希望一起搞好香港。」

「我做了勞顧會僱主代表30多年，與不同的特首合作過，我感到他們每一位都是人才，而且好有心，好上心，希望能夠幫到更多有需要和低下層的市民改善環境，相信超哥（李家超）為人誠懇客氣有心有力！我也特別欣賞林太（林鄭月娥），因為在她管治下這5年間，她為勞方做了很多，主要是撤銷了強積金對沖、落實增加勞工假期，這是幾10年都未能解決的問題，今年都給她解決了，可惜她不連任，我只好送她一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

回歸日遇上打風，何世柱先生笑言香港經歷風風雨雨，也將會風生水起，一定有水！真的，香港曾經一飛沖天，也差點一落千丈，希望新特首開新篇，我們能夠再度一馬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