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敏康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副會長 香江智匯秘書長

健康碼是保障公共衞生安全和兩地通關不隔離的基礎,有需要的人士當然需要犧牲一些個人私隱,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當前香港廣大人士對內地健康碼的要求早有共識,卻卡在港府對使用具有追蹤功能、符合內地要求的健康碼舉棋不定上,成為兩地健康碼體系對接的障礙。港府是以港人福祉為依據推出與內地接軌的健康碼,還是模棱兩可、舉棋不定,這是一個施政優劣的標誌。

最近港府在防疫與通關問題上引起詬病,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對境外來港人士缺乏嚴格的醫學觀察隔離措施,尤其是對外交人員的免隔離措施失當;第二是推動打疫苗缺乏有效激勵措施;第三是缺乏問責制度。在與內地通關問題上引起廣大民眾的不滿,主因是港府遲遲未能如澳門那樣推行與內地接軌的健康碼。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日前透露,該局已將三項「過關碼」記錄使用者行蹤的方案送交內地有關部門審視,其中兩項依賴使用者自行申報行蹤,另一方案則會在用戶同意下上傳「安心出行」資料。難怪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指出,有關方案恐怕內地不會接受及放心,對成功爭取正常通關並不樂觀。

港府的三種方案,是否顯示如有文章所言的「特區官員始終恐懼通關,抗拒在防疫方面與內地聯防互通」,筆者不作猜測。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特區官員在平衡個人私隱保護與促進社會公共利益方面出了問題,更未能充分顧及內地全面防疫的重大利益。特區官員將個人私隱保護絕對化,反而損害了對疫情防控和通關的社會公共利益。將兩種利益相比較,個人私隱保護面對社會公共利益要相對縮限,這是必然趨勢。內地各省份之間互相開放,全憑旅客顯示行蹤軌跡的電子記錄,即健康碼,才能確保一旦發現感染個案可以方便追蹤密切接觸者並實行醫學觀察隔離。內地個人行蹤軌跡資料只用於公共衞生防控,並沒有被濫用,何需杞人憂天?因此,如果在港人士想回到內地享受免隔離待遇,就必須出示能夠追蹤他們行蹤軌跡記錄的健康碼,才能確保兩地通關免隔離措施順利推行。

港府三種方案的弊端

港府的三種方案顯然不符合這種聯防互通的機制。其中兩項依賴使用者自行申報行蹤,也就是說,如果使用者不申報,便無法追蹤他們的行蹤,萬一使用者已經感染病毒,則變成傳播者,導致更多人感染,內地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當然不會接受。第三種方案則會在用戶同意下上傳「安心出行」資料。這種方案看上去具有合理性,將同意作為放棄部分私隱權的前提,其實也沒有解決實際問題。首先,香港的「安心出行」與內地的健康碼是不完全相同的。因為許多港人不會完全使用「安心出行」,再加上有的地方監督使用「安全出行」不嚴,或者允許用填表方式替代,出現虛報資料的情況也在所難免,因此「安心出行」很難全面展示某個人的行蹤。其次,為了兩地的疫情防控,想到內地而不隔離的人士必須同意放棄部分私隱權(即在香港與內地的行蹤記錄)。換句話說,如果有些港人不同意上傳「安心出行」資料,他們是根本不能獲准進入內地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指出:去內地要免隔離,當然要按內地要求,一如在申請回鄉證時,要提交所有內地要求的資料,「沒有什麼私隱不私隱的問題,如果不喜歡,可以不去內地,這也是常識。」健康碼是為了保障公共衞生安全,成為兩地通關不隔離的基礎,有需要的人士當然需要犧牲一些個人私隱,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些不想去內地的港人完全可以自由選擇不申請健康碼。這也再次提醒港府:千萬不能為了這一小撮人士不願放棄個人私隱權而犧牲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本要到北京參加會議,卻遭國家防疫部門以「香港有源頭不明的新冠疫病」而阻止赴京。這已經清楚明白地告訴港府,內地政府對香港現有的防疫政策是強烈不滿的。港府一方面將通關列為頭等大事,另一方面卻堅持與內地不同的防疫政策,不僅通關不成,而且必將嚴重影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和個人。

兩地健康碼接軌是唯一選擇

當前香港廣大人士對內地健康碼的要求早有共識,卻卡在港府拒絕沿用內地健康碼的要求上,成為與內地健康碼體系相通的障礙。港府是以港人福祉為依據推出與內地接軌的健康碼,還是無理堅持制度自主,要求內地政府接納無理的要求,這是一個施政優劣的標誌。如果特區有些官員堅持不配合,要犧牲廣大市民的利益,那麼港府就應該檢討和追究這些官員的責任。

港府注重對個人私隱保護沒有錯,錯在沒有平衡好對個人私隱保護與「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關係;錯在忽視內地防疫政策的正當利益;錯在忽視香港絕大多數希望通關免隔離人士的正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