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的戰鬥的一生。在70多年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創建、鞏固和發展,建立了永不磨滅的功勛。

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原名鄧先聖,5歲進私塾發矇,學名鄧希賢,後轉入新式小學。高小畢業後,考入廣安縣中學。1919年秋考入重慶勤工儉學留法預備學校。受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時他有了樸素的「工業救國」的愛國思想,他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聲討賣國賊的活動。1920年夏,赴法國勤工儉學。

鄧小平到法國後,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學學習過幾個月,就先後到幾個工廠做工,他體驗到生活的艱辛,體驗到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當時,他和一批先進的中國留學生,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走上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他擔任青年團旅歐總支部的領導成員和中共黨組織裏昂區的特派員。他還作過青年團機關刊物《赤光》雜誌的編輯。

1926年初,鄧小平離法赴蘇,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學習。他在當時寫的自傳中說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

1927年春,鄧小平受黨的派遣回國,到西安馮玉祥國民軍聯軍擔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並任該校中共組織的書記。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鄧小平於6、7月間轉赴漢口,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不久,汪精衛主政的武漢政府也公開反共,嚴酷的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為了適應秘密工作環境,他從此改名為鄧小平。8月7日他參加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糾正和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年底,他隨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書長。1928年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協助留在國內的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革命,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1929年夏,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西領導起義。他化名鄧斌,任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同張雲逸等於12月發動百色起義,創建了紅軍第七軍和右江根據地。次年2月,又發動龍州起義,建立了紅軍第八軍和左江根據地。他出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在鄧小平等人的領導下,在四個多月的時間裏,紅軍發展到七千人,紅色區域擴展到二十多個縣,擁有一百多萬人口,成為當時較大的革命根據地之一。由於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部隊作戰連連受挫,不得不轉戰七千裏,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同中央紅軍會合。鄧小平對「左」的錯誤指揮提出過不同意見,但未被採納。1931年2月,他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在這期間他寫了《七軍工作報告》,詳細敘述了紅七軍的情況,總結了起義前後的經驗教訓。

1931年夏,鄧小平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這時,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鄧小平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一直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兩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反對「左」的土地分配政策。臨時中央開展了對鄧、毛、謝、古的鬥爭。鄧小平被撤銷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被派往中央蘇區邊遠的樂安縣所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這是他在黨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錯誤處分。後來,在軍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調到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不久,負責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

1934年10月,鄧小平隨中央紅軍長征,年底任中央秘書長。1935年1月,他參加了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他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後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略戰爭。大敵當前,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937年8月,鄧小平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奔赴華北抗日前線。1938年1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師長是劉伯承。

鄧小平和劉伯承率一二九師深入日本侵略軍佔領區的後方,以太行山為中心,依託山區,並向平原發展。他們率部進行了一系列戰鬥,在太行山站穩了腳跟後,分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接着,又率部越過平漢鐵路,東進冀南平原,開闢了冀南抗日根據地;還先後建立了太岳和由魯西等根據地合併而成的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所在的太行地區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1940年3月,劉鄧指揮部隊,在晉察冀軍區部隊的配合下,奮起反擊,全殲進攻太行地區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一萬餘人。為粉碎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打擊日軍的「囚籠政策」,從1940年8月起,八路軍向華北日軍佔領的交通線和據點發動了大規模的破擊戰役,即「百團大戰」。劉鄧率領所部38個團參加,進行大小戰鬥五百餘次,給日、偽軍以很大打擊。

從1941年開始,華北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1942年9月,鄧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彭德懷、劉伯承回延安參加整風後,他於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並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艱苦的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敵占區、面向交通線、敵進我進的方針,積極主動地開展游擊戰爭,指揮部隊粉碎日、偽軍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掃蕩」,並領導全區進行建黨、建軍、建政活動,進行整風、精兵簡政、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取得很大成績。鄧小平從實際情況出發,發表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略總結》、《太行區的經濟建設》、《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和講話。他提出了對敵鬥爭的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從各方面積蓄力量、為戰略反攻和戰後建國作準備的方針。他在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動員會上所發表的講話,指出毛澤東思想即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事業要以毛澤東思想作指導。1945年6月,鄧小平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他和劉伯承率部開創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塊根據地已基本上連成一片,成為擁有2400萬人口、30萬軍隊的全國最大的解放區。同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鄧小平任中央局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劉伯承任軍區司令員。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在與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不斷地挑起局部戰爭。由劉鄧領導的晉冀魯豫解放區,橫亘中原,正堵住國民黨軍隊向華北、東北解放區進攻的通道,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矛頭首先就指向這個地區。1945年9月,鄧小平和劉伯承指揮了著名的上黨戰役,全殲侵入解放區腹地的國民黨軍隊,鞏固了晉冀魯豫解放區。接着,移師東進,阻擊沿平漢鐵路北犯的國民黨軍隊,取得了邯鄲戰役的勝利。這兩次戰役的勝利,有力地遏制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大大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的地位,對停戰協定的達成,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在隴海鐵路南北開展運動戰,大踏步進退,連續進行了隴海、定陶、巨野等較大規模的戰役,大量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

1947年5月,鄧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6月,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的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部署,他和劉伯承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人,強渡黃河天險,在魯西南地區,經過28天連續作戰,殲敵5萬6千餘人,打開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長驅直入,從幾十萬敵軍前堵後追中殺開一條血路,千裏躍進到大別山地區,由此揭開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地區後,對國民黨在長江以南的廣大統治區形成了直接威脅,迫使國民黨軍隊調動主力回援。圍困大別山地區的敵軍增加到約20萬人,鬥爭極端艱苦。鄧小平激勵部隊說:我們在大別山背重些,其他部隊和地區就能大量殲滅敵人和深入開展工作,這對全局極為有利,我們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堅持住。劉鄧領導大別山根據地軍民,積極、靈活地打擊敵人,不斷粉碎國民黨軍隊對大別山地區的重兵輪番「進剿」。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同相繼南下的另外兩支野戰大軍在中原地區布成「品」字形陣勢,牽制和吸引了敵軍南線160多個旅中的90個旅的兵力,把戰線由黃河南北推進到長江北岸,使中原地區由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的重要後方變成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的前進陣地。1948年5月,鄧小平任轄區擴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及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

在開闢中原新解放區的過程中,鄧小平發表了《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關於今後進入新區的幾點意見》等講話和指示,根據中共中央的方針,從中原新解放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整黨、土改和工商業政策等問題,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和稱讚。從1948年春起,中原野戰軍與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相繼發起洛陽、宛西、宛東、豫東、襄樊等戰役,粉碎了中原國民黨軍隊的防禦體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進行了具有決戰性質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消滅了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開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任書記,統一指揮中原野戰軍(後改稱第二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後改稱第三野戰軍)。淮海戰役中,蔣介石先後集結近80萬軍隊,而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只有60萬人,在武器裝備上國民黨軍隊更是佔有巨大的優勢。總前委執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經過66天的作戰,共殲敵55萬5千人,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完全勝利。1949年3月,鄧小平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受命兼任華東局第一書記。4月21日,遵照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統率第二、第三野戰軍發起京滬杭戰役,一舉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長江防線,浩浩蕩蕩渡過長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蘇、皖、浙、贛等省廣大地區。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194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鄧小平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參加了開國大典。10月,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後他和劉伯承率部進軍大西南,迅速消滅了盤踞在雲、貴、川三省的90多萬國民黨反動武裝,把國民黨反動統治勢力最後逐出中國大陸。在西南期間,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他和劉伯承、賀龍在指揮部隊清剿土匪頑敵的同時,注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分化爭取敵人營壘中一切可能爭取的人,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謹慎穩妥地消除歷史遺留的民族隔閡,促成各民族的團結;發動和依靠群眾,順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加強各級政權建設;迅速恢復工農業生產,興修成渝鐵路等等,很快改變了那裏的混亂的面貌,開創了西南地區穩定、發展的新局面。他參加領導了進軍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實現祖國大陸的完全解放。

1952年7月,鄧小平調到中央,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後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部長。他提出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財政工作要有全面觀念。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反對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中,鄧小平作出了重要貢獻。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提出和深刻論述了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任務,指出黨面臨新的考驗,必須經常警惕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要求全黨堅持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級黨組織的集體領導,避免個人專斷和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毛澤東在推薦鄧小平當總書記時,說他比較顧全大局,比較有才幹,比較周到和公道,是個厚道人。1959年他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

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長達十年。這十年,是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積累了重要的經驗,同時也有過嚴重失誤。鄧小平一直處在中央領導工作的第一線,參加黨和國家的重要決策,在許多方面提出過重要的正確主張。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他積極貫徹八大的路線,指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共產黨要接受監督。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發動起來以後,「左」的錯誤嚴重氾濫開來,接着是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總結經驗教訓,恢復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他到農村調查,在公共食堂、供給制等問題上提出了糾正錯誤的意見。他主持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這個條例對恢復和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及正常的生產秩序,改進和加強企業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還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2年2月,為了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結,進一步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錯誤,中共中央召開了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黨的民主生活,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同年5月,他提出要做好對受到錯誤處理的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用「一攬子解決」的辦法,一次解決。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農村集體經濟遭到嚴重破壞,1962年,許多農村的幹部和群眾要求實行包產到戶。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1962年7月提出這樣一個原則,就是:哪種生產關係的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

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期間,同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廣泛接觸。他曾多次率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進行談判,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

1966年,毛澤東領導和發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這場長達十年的動亂中兩次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鬥爭,並被撤銷一切職務,經歷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艱難、最曲摺的時期。1969年10月,他被送到江西省新建縣。他每天到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半天,做鉗工活。在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書籍。

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被粉碎後,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在周恩來支持下,鄧小平於1973年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74年他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發言,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在籌備四屆人大和醞釀國務院領導人選時,毛澤東評價他「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鄧小平主持起草了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他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周恩來病重以後,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力挽狂瀾,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所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他強調全國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以鐵路交通作為經濟整頓的突破口。他指示有關部門先後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個文件。在短時間內,包括軍隊、工業、農業、交通、科教、文藝等在內的全面整頓,收到顯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起初,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4月5日,天安門廣場發生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群眾運動,「四人幫」乘機誣陷鄧小平,他再一次被錯誤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9月,毛澤東逝世。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

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國應該走怎樣的一條路,這是億萬人民十分關切的重大問題。鄧小平由於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的歷史功勛,由於他對「四人幫」的堅決鬥爭和在動亂中主持全面整頓取得的顯著成效,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葉劍英、陳雲等的積極推動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在1977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當時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整個國家問題成堆,急待解決。他一出來工作,立即表現出作為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在千頭萬緒中抓住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首先推動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等講話和談話中,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必須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長期以來禁錮人們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衝破。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鄧小平在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他還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人,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這個講話實際上是這次全會的主題報告。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鄧小平非常重視解決組織路線的問題。他在多次講話中提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他採取一系列措施,解決幹部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問題,改變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新老幹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的過程中,出現了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等右的思潮。為了在現代化建設中保持正確方向,1979年3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由他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思想。隨着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他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他被選為中央軍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次大會確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綱領。十二屆一中全會選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他任中央軍委主席。十二大選舉產生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在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當選為主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觀點,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科學判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提出,我國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設,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980年,他談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時指出:「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採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中共十三大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十三大對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論述作了概括,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要實現現代化,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階段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現代化建設。要求全黨要始終如一地搞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在發展生產力中,他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觀點。他認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強調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

鄧小平高瞻遠矚,為我國制定了宏偉的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後他在多次講話中逐步形成了從80年代初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的設想: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共十三大確認了這一發展戰略。

針對舊有體制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狀況,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他認為,改革具有解放生產力的意義,「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農村率先發起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的改革,並及時總結經驗,把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涉及經濟、政治、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全面展開。他對這個決定給予了高度評價。對這場前無古人、情況複雜的偉大試驗,他確定了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指導方針。他強調,「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從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他的這些談話,為我們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

1980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從領導制度、組織制度這一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來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對現行領導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提出必須進行改革。1986年,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體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他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他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鄧小平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他指出,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張全面開放,向所有國家開放。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吸收外國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對外經濟合作。引進外國智力,大量派遣留學生到國外學習。他作出設立經濟特區,開放十幾個沿海港口城市,進而開闢沿海對外經濟開放地帶和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等一系列重大決策。1984年和1992年他兩次到特區視察,指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特區的高速發展帶動了全國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進了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事業。

搞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會遇到各種干擾。對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政治風波,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道,堅決支持黨和政府採取果斷措施予以平息,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他特別強調,改革和建設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穩定壓倒一切。他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不能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都沒有錯,錯在四個堅持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他強調,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基本方針、政策都不變,要堅定不移地幹下去。

鄧小平十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強調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要發揮我們的優勢,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1985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告誡全黨:「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以後他又說:「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黨風、社會風氣好轉,必須狠狠地抓,一天不放鬆地抓,從具體事件抓起。」

鄧小平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統帥,對新時期軍隊建設提出許多重要思想。他對當今時代和我國安全環境作了科學判斷,使軍隊和國防建設指導思想實行了戰略性轉變。他提出,要把軍隊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要求軍隊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為保證國家安全,維護祖國統一,不斷增強國防實力。軍隊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自覺地在這個大局下行動,積極支持和參與國家經濟建設。在他領導下,人民解放軍裁減員額一百萬,這是我國維護世界和平的實際行動。1989年在他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時候,向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同志深情地說:「我確信,我們的軍隊能夠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性質。這個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

為了解決香港、澳門、台灣的問題,實現祖國統一,鄧小平尊重歷史和現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偉大構想,即在祖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國首相會見時,闡述了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維護了祖國的主權和尊嚴。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整個過程中,他傾註了大量的心血。1997年7月1日,我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他的偉大構想即將實現。1983年他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六條」方針,強烈表達了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他針對分裂中國的圖謀,強調不能放棄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一國兩制」不僅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也為國際上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範例。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審時度勢,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戰略。他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準則。他強調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稱霸。在他的主持下,實現了中美建交,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發展了同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係。他對許多國家進行了訪問,接待了許多國家的領導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風雲變幻,社會主義事業出現嚴重曲摺的局勢,他提出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要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鄧小平一貫重視黨的建設。他提出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改善黨的工作狀況、組織狀況和領導制度。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加強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要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維護中央的權威。他強調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要發揚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

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前途着眼,堅決主張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身體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辭去領導職務。1987年11月中共召開十三大,他不再參加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他又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實現了他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在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穩定的過程中,他起了關鍵的作用。他說,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個領班人,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就是江澤民同志,大家要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這是我的政治交代。

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鄧小平,仍然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1992年初他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總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回答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他的這個談話為開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必須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改革目標。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93年,鄧小平以89歲高齡親自主持編輯和逐篇審定《鄧小平文選》第三捲。《鄧小平文選》共出版三捲。第二捲和第三捲匯集了鄧小平在形成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富有獨創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科學指南。

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振興與發展的精神支柱。中國人民正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勝利邁向二十一世紀。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責任編輯: 李知微